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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博国际主流媒体反腐报道娱乐化倾向探究——以《人民日报》与财新网为例

技术的发展使得受众的信息获取方式与阅读习惯出现了转变,而媒介市场化的深入也导致许多新闻报道为了追求点击量陷入娱乐化的狂欢。针对这个现象,不少学者认为政治议题下的反腐报道也存在娱乐化倾向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本研究选择《人民日报》与财新网为样本,对中国主流媒体的反腐报道框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主流媒体的发声与报道并不存在所谓娱乐化框架。恰恰是因为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不被受众所接纳,故而在传播时反而被一些虚构新闻、花边秘闻占了先机,使公众、传媒研究者形成反腐报道娱乐化的印象,继而形成政治新闻娱乐化印象。

关键词

框架分析、反腐报道、娱乐化

随着媒介市场化的深入与用户阅读习惯的变革,不少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都存在着娱乐化的倾向,为搏眼球搜罗卖点,极尽情色化,以追求高阅读量和高点击率。甚至在某些严肃政治议题中,也出现了娱乐化的踪影。有学者以个案为由头,对反腐报道的娱乐化现象进行了批判,认为此类报道导致人物脸谱化、分析片面化、格调低俗化(吴中美,2011:31-32)。然而,我国的媒体同样具有事业属性,尤其是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其报道内容与报道方式受到很多方面的规制。因此对于主流媒体上的反腐报道是否存在娱乐化倾向这一论点仍然有待证明。

基于以上情况,笔者以《人民日报》与财新网这两个主流媒体为研究对象,以近年广泛引发关注的反腐报道为切入点,试图探究主流媒体对于严肃的政治议题——反腐报道的报道框架,考察其是否存在娱乐化倾向。从实证角度出发,分析主流媒体当前的报道框架,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依据。

一、 文献综述

(一)主流媒体

西方媒体界对主流媒体的定义非常清晰,即面向主流人群(即中产阶级)的媒体。西方的主流媒体之所以主流,是因为“它们掌握着最主要的信源并且为其他的媒体设置新闻框架”(Chomsky N., 1997:25)。然而在转型期的中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大报“边缘化”、小报“伪主流”、新锐媒体“小众化”的倾向(林晖,2008:41-47),这就使得对主流媒体的界定显得较为困难。西方对于主流媒体的定义强调信源的主流性、受众的主流性,而我国对主流媒体的认识侧重于主流的报道、话题广泛、大量的受众群的同时还强调媒体的公信力(李希光,郭晓科,2012:5-12)。

在对主流媒体进行界定时,新华社曾提出了被广泛认可的六条标准:第一,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第二,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第三,具有较强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群广泛认可并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第四,着力于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动向;第五,基本受众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第六,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影响较广泛受众群。(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2004)

因此,笔者在研究时采用了新华社舆论引导力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定义,根据反腐报道的特点选择了《人民日报》与财新网两大主流媒体进行分析。

(二)腐败与反腐报道

“腐败”一词源于政治学,许多学者在对其进行定义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滥用公权力”与“损人利己”这两个关键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67:417-427)将其定义成“政府官员为达到私己目的而违反公认之规范的行为”。而我国学者蒋周明则认为“腐败是指权力主体以谋取私利为目的,违背职务规定和职业道德规范,改变了公权性质,给国家及权力相对人利益造成危害的行为。”(蒋周明,2012:12)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来看,学者李春成认为腐败是“政治代理人滥用公共权力委托给自己的权力,在权力转移中从公共资源需求方手中获取自己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定)契约之外的私人利益,并使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李春成,2000:31-44)而反腐则与腐败相对,指为了遏制这种越轨的认知与举措。

在对反腐报道进行界定时,大多数文章都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将其界定为“与反腐败行为相关的报道”(金秀菊,2015:27-28),这种定义方式过于笼统。也有学者提出“反腐报道应包括‘反腐’与‘倡廉’两个层面” (何润萱,2014),李爱铭在研究时对反腐报道定义如下:“大众传媒对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行为进行的报道,以及对党和政府为根除腐败现象而采取的建设性措施。”(李爱铭,2005)这一定义较为具体,但对于腐败行为的考虑仅停留在“滥用职权”、“谋取私利” 这一层面,不够全面。